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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本医疗服务保障法制化研究（14JZD025）的阶段性成果。

郑成良教授所支持的立场可以被概括为形式合理性优先说。[11]此类学术讨论对实务者裁判风格的影响可能极为有限，法官对遭受越法裁判指控的恐惧要甚于对遭到机械裁判指责的担忧。

第二，关于法体系在形式上追求的品质，富勒称之为一种道德（morality），而拉兹却称之为美德（virtue）。规范性概念主张的目标不是使被提出的理论符合现有的语言实践，而是要让理论为语言实践提供指引与批判，它旨在改变法治概念使用中存在的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状。[44]黄文艺教授的主张可以被视为促进法学研究科学化的宝贵努力，在他看来，实质价值上的争论太具有主观性，不宜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对象。理由之一是疑难案件的判决与说理迫切要求获得理论支持，理由之二是该研究在立场表达与辩护策略上还存在极大可提升的潜能。[9]本文亦认为，道德一词更容易导致误解和混淆，我在后文也将使用拉兹的表达方式。

但在司法美德这一议题上，两种法治观会导致实践上的差异。[34] 参见注[8]，第211页。现代法律对中国人的知识传统来说，基本是陌生的。

其二，很多研究者缺乏法学专业知识，迎合宣传需要的法治思维大量涌现。因而，证成法治、实践法治都需要对法律拟制有所了解。不是说法律与什么有关，法律的权威就应让位于其他。法理思维就是为法律实施、法治实现寻找理由的方法论。

法治所需要的以简约应对复杂，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式已经初现端倪。[16] 参见陈金钊：《用体系思维改进结合论、统一论——完善法治思维的战略措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第91页。

施密特认为：所有法学思维都和规则、决定、秩序与型塑等概念密切相依。只是施密特把主体决断论称为法理思维确实令人揪心。对法律规范要素的理解、解释都要在语境中进行，因为法律不是纯粹的逻辑思维。[24]法律拟制定义了法治的主要框架：诸如，有了法律规范，才有了法律推理的前提。

在法理思维问题上，由于不承认法律包括法律思维规则，因而行为规范与思维规范之间经常出现断裂，人们搞不清楚什么样的思维是正确的，而只能用行为规范衡量思维的对错，虽然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新的命题意味着，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能仅在中西、古今体制机制比较上做文章。我们认为，法治的基本目标是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而国家权力是法治最主要的调控对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从思维的总体方向来看，它是维护法治的思维方式。对于接受方来说，论证使某个思想具有了可交流性、可理解性和可批判性，从而使能够进入对方的世界，并与对方进行理性的沟通和对话。

后现代法学、批判法学、法律社会学等揭弊式的研究导致了思维方式的混乱，致使法治因没有逻辑论证的支持而陷入困境。法理思维的这三种向度，虽然各具特点，但是却有不同的目标。

现在的基本状况是，在人们心目中，无论是法律思维、法治思维，还是法理思维都没有扎根。法理思维的批判性、反省性和体系性，其实是法理思维的三种思维向度，目的是为准确、恰当的判断提供思维工具。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法理思维的概念能否成立，而是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法理思维。二、法理思维与法律思维、法治思维的界分 与法理思维相近的概念很多，但关联度较大的是法律思维、法治思维。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都需要司法予以监督、平衡。依法办事的悲剧就是机械司法执法的大量涌现。

没有规范体系的比较，就不可能有法律至上。法律规范体系要素的断裂需要逻辑弥合，制定法体系与其他法律渊源之间的关系需要逻辑衔接，法治体系要素之间的协调也需要逻辑。

例如，法理不是思维的主体，如何进行思维？正是有了拟制的主体、概念、规范、思维方式等，才有法治理论与实践衔接的可能性。[22] 我们也很清楚，法治并不是完全按照逻辑的设计来发生的，法治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

[27]同理，在法律问题上，我们不能用行为规范来衡量思维结论是否正确，但可以用法律思维规则来确定思维结果的错误。第七，法律思维主要由职业法律人所使用，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是用法学的知识获取话语权，开展职业、执业活动。

对于法律与其他社会关系体系性关联的界定，需追问一致性和差异性，若只强调一个方面的重要性，比如说，强调政治或道德的重要性，那么，可能会对法治造成伤害。[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版，第120页。这样，法律就不仅是规范，还包括了主体因素。所以，在探寻了法律思维方式以后，还需要探究法治思维方式。

法理思维存在的必要性,在于我思故法在。当然这也不是说，法律规范能够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说法律的权威地位不能在辩证、整体思维中被消解，其他社会规范融入法律（诸如价值、道德等）需要经过反思性论证，契合法源识别的正确性或恰当性要求。

然而，现在的法学不承认法律思维规范的存在，只承认在法律问题上，只有不同答案而没有正确答案。传统的规范法学比较重视对法律思维的研究，政治法理学则重视对法治思维的研究。

从专业的角度看，法治思维是对法律思维的模仿。规范主义的法律思维的缺陷，在于孤立地看待由规则所代表的法律。

其实，与法理思维相近的概念很多，也都是在不同的角度研究法学思维，诸如法律意识、法律心理、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治思想、法律思想、法律分析、法理分析、法哲学分析、法律观念、法治观念、法制思想、法制观念、法治理念，等等。与法律规范体系不同，法治是一个立体的概念，不仅需要规范体系，还需要实现的机制体制。有了法律渊源，才引出法律思维、法律发现。[9]施密特对这三种法学思维类型进行归纳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从法学思维的分类研究中，导出政治支配的正当性。

所以，在体系思维的规范体系之中，不仅包括法律规范体系，还包括被视为法律的法律渊源体系。第二，尊重法律的稳定性，强调以不变的法律调整千变万化的社会。

[37]体系思维是根据法理的综合构建，是在整体思维中引入逻辑思维规则。在法律思维问题上，由于法律的概念不清，法律推理难以展开，法律与事实之间的衔接常会出问题。

法律的实施过程可能确实存在着与社会撕裂的风险：一是不按法律办事该如何？二是依法办事之法与其他法律发生冲突该如何？法律拟制是立法，立法之后就需要司法、执法。反省性思维是对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根据其支持的理由以及它所指向的进一步的结论，予以能动、持续和细致的思考。